从信托报道看信托发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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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久前,一位信托公司的朋友发来一篇自己撰写的文章,题目是《问题奶粉事件赔偿解决方案之信托喜忧录》。作者从信托业的视角谈到了这一解决方案所带来的“喜”和“忧”。

作者的观点是,应对像“三鹿事件”这样大范围波及、具有广泛影响的公共卫生群体性社会事件,其最终解决方案采取了成立“信托赔偿基金”的方式,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。这证明信托已经成为政府、企业、居民等工作、生活、思维中的组成部分,成为人们解决社会、经济、金融难题的利器。此为一“喜”。所谓“忧”,就是这一案例又再次折射出了信托公司目前尴尬、窘迫的处境。

通观整个以信托法律关系为理论基础的“赔偿基金”的解决方案,从舆论呼吁铺垫到办法出台实施,信托公司在这个大事件中成为了看客。并且这样的情形已经不是第一次而是再三再四地出现了。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在实务中重要的投资退出机制——上市却被堵住了;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资格申请工作中,本来采取了“信托模式”,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,由于行业地位、实力、公关能力的差异,两次“选秀”结果是只有四家信托公司入围,而金融业的其他行业获得了大量的包括受托人在内的资格,“信托模式”风险隔离、合作制衡的优点无从发挥。造成这“喜”、“忧”并存现象的原因,就是信托理念广泛传播与作为信托理念实施惟一合法主体——信托公司发展不均衡造成的。

其实,这种不均衡在信托报道的工作中体现得更明显。

一方面,信托理念和信托知识近年来在普及与传播上有了一个飞跃式的突破,不仅信托方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组成部分被广泛应用,而且从“金融国九条”中对房地产信托的论述可以充分体会到,信托已经成为最高管理层经济调控中的一个重要工具。

但另一方面,社会对信托公司却了解不多。至今,正常营业的信托公司有多少家?名字都是什么?注册地在哪里?这些问题甚至90%以上的财经记者要回答出来都可能需要Google一下。如果再继续问一下每家信托公司的业务特色是什么,估计更没有人能说出来了。

目前,在几乎所有的财经媒体中,能够有一个固定信托版面的都不多,跑信托的记者更如走马灯般换得让人眼花缭乱。原因是什么?缺少信息来源。记者在几年的信托报道工作中对此感触颇深。坐等信托公司的信息来源几乎是不可能的;一旦出现某些新闻热点去采访信托公司,得到的回答大多也都是“不方便说”,或者是“还没有研究”。此外,约稿几乎更是一大难题。信托公司内部能站出来讲一些东西、写一些东西的人几乎凤毛麟角,仅有的信托公司以外的一些能写、能说出一些观点的信托爱好者也屈指可数。

信托公司缺少信息吗?作为“金融超市”,信托公司的业务领域要远远大于其他金融机构,任何一个金融政策的出台几乎都与信托公司的业务有关联,怎么可能缺少信息呢?

信托公司的人没有想法吗?与信托公司人士聊天,经常可以发现很多“闪光点”。那么为什么有了新闻点又不说呢?一是怕说错;二是观点不系统。

日前,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曾表示:信托公司已经站到了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十字路口。在这个十字路口上,公司治理、人才建设、组织架构的完善等等,都是信托公司需要做的。但除此之外,加强信托公司的研究力量,让信托公司涌现出一批能说、能写、善于发现机遇和把握机遇的研究人员,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事情。这不仅是因为只有加强了研究力量,信托公司才能够把自己的事弄得更明白,才会敢说,信托公司的形象传播才能够赶上信托理念的传播;更是因为历史的经验证明,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都需要这样一批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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